金融科技如何悄悄抹平我国城乡收入鸿沟

当我们每天习惯性地掏出手机，熟练地在街边早餐摊、菜市场扫码付款时，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个普通的日常动作，正在悄悄推翻西方传统经济学延续了数百年的经典理论，并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一场关于“社会公平”的无声革命。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在争论：技术进步到底是在拉大贫富差距，还是在促进社会公平？支持市场力量的学者认为，新技术的出现往往最先让富人、大城市和高学历人群受惠，从而不可避免地扩大社会的不平等。

然而，这篇论文用极其硬核的大数据给出了一个反驳：在中国，以移动支付、数字信贷为代表的金融科技（Fintech），非但没有沦为资本的“数字鸿沟”，反而正在扮演一位行侠仗义的“隐形侠客”，默默地抹平城乡收入鸿沟、改善着底层的财富分配 。

要理解金融科技有多伟大，得先看看传统金融在底层社会留下的“痛点”。如果一个老乡想要开个小网店或者办个养鸡场，最缺的往往就是启动资金。但在传统金融体系下，他想向银行申请一笔小额贷款，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银行为了控制风险，必须调取申请人的信用记录（Credit Record） 。

而建立良好信用记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办一张信用卡并经常使用。可现实极其残酷：截至2015年，中国信用卡的累计发卡量仅为5.3亿张。这个数字甚至比当时的城市人口还要少，折合到全中国，人均信用卡持有量不到0.5张，仅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当时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特别是生活在滞后农村地区的6亿多老乡），因为受制于早期的户籍等系统性障碍，在传统银行的眼里完全是一片空白的“信用荒漠”。他们被传统金融无情地排斥在外，只能眼睁睁看着致富的机会溜走。

金融科技的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规则。在数字时代，老乡们即使没有信用卡，但只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用它来网购、充话费、交水电费甚至是点外卖。金融科技企业（如蚂蚁金服、腾讯金融等）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通过记录这些密密麻麻的日常数字足迹，为数以亿计的普通人描绘出了独一无二的“数字信用画像”。不需要房产抵押，不需要记录，这些日常的按时守信行为，变成了可以直接申请微额贷款的“数字通行证” 。

为了验证这一技术到底给普通中国家庭带来了多少真金白银的改变，研究团队做了一项科学联姻：他们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宏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记录的数万户中国家庭的微观“大账本”进行了跨时空的深度绑定与追踪。通过数年的微观家庭数据追踪，并在数学模型中严格锁定了家庭人口规模、抚养比、户主健康状况、甚至是传统银行贷款等几十个干扰变量后，大数据的两面印证向世界展现了三个颠覆性的硬核事实 ：

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整体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值从2011年的40.00，短短四年内疯狂飙升到了2015年的 220.01。图1的可视化地图Panel A（2011年）展示了东部沿海（如北京、上海、浙江）在数字金融上呈现出绝对的深色垄断；但到了 Panel B（2011-2015增长率），原本经济落后的中西部省份（如新疆、西藏、贵州、甘肃）在增长率上反而迎头赶上，展现出了极强的空间平权和普惠特征 。

在表7的右侧（列4-列6），“金融科技发展”对于城市家庭收入的促进系数在统计学上完全不显著。这非常符合直觉，因为城里人早就习惯了高密度的银行柜台和各种金融工具，手机支付对他们而言只是“锦上添花” 。然而在左侧的农村样本里（列1-列3），金融科技的系数高达 0.0173-0.0179且极其显著。意味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整体社会增收效应，几乎全是由农村家庭在全力驱动！金融科技通过倾斜性地赋予农村居民发展资本，有力地拉近城乡之间的贫富鸿沟 。

表8中可以清晰看到，在收入处于最低端的Q25（25%低收入群体）阵营中，金融科技的促进系数高达0.0090-0.0108；而到了Q50（中等收入）和Q75（高收入）阶层，这个收益系数反而呈现出节节败退、逐步递减的趋势（分别为0.0053和0.0054）。有力地证明了在农村内部，金融科技对真正贫困弱势的底层群体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它极具包容性，越是处于财富末端、被传统资本抛弃的人，利用数字金融逆袭的相对幅度就越大 。

在计量经济学中，研究者经常面临一个经典质疑：到底是“因为某个地方用了金融科技，所以当地家庭变有钱了”，还是“因为当地家庭本来就有钱，所以才更喜欢用手机支付”。为了彻底剔除这种因果倒置（内生性）的科学干扰，研究团队祭出了一个极其绝妙且严谨的终极武器-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s）。他们利用每个城市“到杭州的地理距离”以及“到各省省会的地理距离”作为数学上的杠杆 。杭州是全球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金服的总部所在地，地理上距离杭州越近、距离省会越近的城市，其数字金融网络的溢出和普及速度自然在历史中越快，这就完美提供了一个纯粹由地理决定的“技术普及先后顺序”。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家庭整体收入能暴增14.8-20.4个百分点 ！这彻底把“有钱才用手机”的杠杆驳倒，死死锤定了“是数字技术主动下沉，切实拉动了底层致富”的因果铁证。

作者简介：张勋，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院副院长兼社会科学处处长。主要研究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经济统计与区域经济。

ORCID：0000-0002-1991-4975

DOI：10.1142/S021759081944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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