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标题

Affordable public hous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可负担公共住房与代际流动性

发表时间

2025-01-08

作者

Sumit Agarwal1, Yi Fan 2, Wenlan Qian1, Tien Foo Sing2

作者机构

1 国立新加坡大学商学院金融系与房地产系，新加坡，新加坡
2 国立新加坡大学商学院房地产系，新加坡，新加坡

期刊

Nature Cities

DOI

10.1038/s44284-025-00375-y

摘要

利用新加坡的大规模公共住房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我们证明了可负担公共住房增强了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代际流动性。通过匹配1995年至2018年间147,560对父母-子女及其住房交易价格，我们确定了三种代际住房消费流动性模式：来自底层50%家庭的子女向上流动性较高，出生于顶层20%住房排名父母的子女表现出高度持续性，其余则呈现向下流动性。我们使用公共住房供应冲击构建双重差分策略，发现受益于可负担公共住房计划的父母，其子女超越父母住房地位的可能性高出9.5%。我们的研究结果为通过可负担住房计划增强代际流动性的新途径提供了见解，该计划缓解了住房消费预算约束，并使父母能够更多地投资于子女的人力资本。

导读

该研究利用新加坡大规模公共住房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发现廉价公共住房显著提升了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子女的代际流动性。通过匹配14.7万对非同住父母-子女的住房交易数据，识别出三类代际住房消费模式：底层50%家庭子女向上流动，顶层20%家庭子女高。

引言

研究背景

全球城市在住房市场中面临日益加剧的不可负担性和不平等问题。政府通过多种政策干预措施应对这些问题，包括增加经济适用公共住房、扩大住房补贴和实施降温措施。然而，全国性的经济适用房计划如何影响代际流动性尚不清楚。本文利用新加坡覆盖近90%人口的大规模公共住房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揭示了有趣的代际流动性模式，并证明经济适用公共住房计划在帮助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子女提升住房消费阶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科学问题与动机

核心科学问题是探讨经济适用公共住房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代际流动性。研究动因在于理解大规模公共住房计划对低收入家庭子女向上流动的影响机制，特别是通过缓解住房消费预算约束，使父母能够更多投资于子女的人力资本。

现有研究不足

现有文献广泛研究了收入、消费、教育和财富方面的代际流动性，但较少关注住房消费的代际相关性。此外，关于全国性住房可负担计划对代际流动性影响的研究相对稀少且鲜为人知。

研究目标与创新

本文旨在通过匹配147,560对父母-子女的住房交易价格数据，识别出三种代际住房消费模式：底层50%家庭子女的向上流动性、顶层20%家庭子女的高度持续性以及其余家庭子女的向下流动性。研究发现，受益于经济适用公共住房计划的子女超越父母住房地位的可能性高出9.5%，这为通过经济适用房计划增强代际流动性提供了新的路径。

方法

数据来源与类型

数据源自新加坡1996–2018年行政人口数据库（217万居民，≥20岁），含性别、年龄、种族、住址及住房类型；匹配147,560对非同住父母–子女对（排除同住、多亲缘关系、同性别父母等干扰）；住房交易数据来自政府REALIS（私宅，1995–2018）和data.gov.sg（组屋，1997–2012），按楼层带（如1–5层）、房型、地址匹配；信用卡数据来自新加坡某大型银行（2010.04–2012.03，63,239名25–55岁已婚房主），涵盖教育消费（宽/窄定义）与非住房消费。

核心方法或技术

采用分位数秩–秩回归（rank–rank slope）测度代际住房消费流动性；构建三段式异质性模型（父母住房秩0–50/50–80/80–100），引入虚拟变量交互项；以2001年启动、2004年为断点的组屋“预购组屋”（BTO）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实施双重差分（DiD）估计：处理组为父母首套住房为组屋者，控制组为私宅者；模型含年份、邮政分区/邮编固定效应及时间×区域固定效应；标准误聚类于家庭层面。

研究过程或实验步骤

流程为：① 构建非同住父母–子女对并赋住房消费分位秩（0–100），基于首波父母与末波子女交易价（CPI平减至2014新元）；② 估计基准秩–秩斜率及阈值（y* = γ̂₀/(1−γ̂₁)）；③ DiD分析：以2004年为断点，设定HDBi×BTOt交互项，控制父母与子女年龄及其平方；④ 鲁棒性检验：置换安慰剂检验（1000次随机断点）、子样本限制（华人家庭、1–2孩、房价中位数分组）、替代数据（SRX精确地址组屋交易）及多维固定效应组合；⑤ 教育支出机制检验：同样DiD框架下分析信用卡教育消费变化。

方法创新点或亮点

首次将住房消费分位秩作为核心代际流动性测度指标，替代传统 homeownership 或 imputed value；构建大规模、高精度、行政级非同住亲子配对数据集（147,560对），结合楼层带匹配与SRX精确地址验证，显著缓解组屋市场测量误差；创新性地将BTO政策时点（2004年）与微观消费行为（信用卡教育支出）联动验证预算约束缓解机制，实现宏观政策与微观行为的因果链闭环验证。

结果

住房消费代际相关性整体偏低

基于147,560对非同住父母-子女配对的住房交易价格数据，研究估计住房消费分位秩-秩斜率（rank-rank slope）为0.176（P<0.001，95% CI 0.170–0.182），表明父母住房秩每提高10个百分点，子女住房秩平均仅上升约1.8个百分点；该值接近新加坡收入代际相关性估计值0.22，但显著低于完全继承预期的1.0，反映整体代际流动性较高、阶层固化程度较低。

代际流动性呈显著异质性分布

按父母住房秩划分为三组：底部50%、中部50–80%和顶部20%。子女来自底部50%家庭的秩-秩斜率仅为0.057（P<0.001，95% CI 0.0415–0.0726），显示强向上流动；中部组斜率高出0.115（P<0.001），流动性下降；顶部20%组斜率高达0.903（P<0.001，95% CI 0.838–0.968），呈现极高代际 persistence，三组差异显著且非线性，证实流动性沿住房分布高度不对称。

组建型公共住房计划提升低收入家庭子女向上流动性

采用BTO计划启动（2004年为断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双重差分估计显示：成长于可负担公共住房的家庭，其子女超越父母住房秩的概率比私人住房对照组高9.5%（P=0.025，95% CI 0.0121–0.177），绝对秩差提升12.2个分位（P<0.001，95% CI 9.314–15.007）；该效应在控制邮政编码固定效应与时间-区域交互固定效应后依然稳健，且经1000次随机置换检验排除其他冲击干扰。

结论

公共住房显著提升代际流动性

研究发现，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计划显著提升了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代际流动性。通过差分法分析，受益于公共住房计划的家庭，其子女超越父母住房地位的概率提高了9.5%。这一结果表明，可负担的公共住房不仅缓解了家庭预算约束，还为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创造了条件，从而推动了代际向上流动。这种机制在追求高住房自有率和实施可负担住房政策的国家中尤为重要。

不同阶层的代际流动性差异显著

研究揭示了住房消费中的三种代际流动性模式：底层50%家庭的子女表现出较高的向上流动性，顶层20%家庭的子女则呈现高度持续性，而其余家庭则出现向下流动趋势。特别是，公共住房居民的代际流动性显著高于私人住房居民。这表明公共住房政策对促进低收入家庭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具有独特作用，同时反映了不同阶层家庭在资源分配和机会获取上的显著差异。

教育支出增加是关键机制

研究进一步发现，公共住房政策显著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支出。具体而言，政策实施后，公共住房居民的教育支出增长了31.4%，相当于每月增加约40.6新元。这一增长表明，可负担住房缓解了家庭预算压力，使父母能够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子女教育中，从而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与代际流动性。相比之下，非教育类消费并未受到显著影响，凸显了教育投资在代际流动中的核心地位。

局限性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但仍存在局限性。首先，数据限制使得无法完全分离财富转移或邻里效应等其他潜在渠道的影响。其次，研究主要基于新加坡背景，其政策环境与其他国家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可通过更全面的数据进一步探讨这些机制，并评估类似政策在其他国家的适用性。

主要图表

图 1. 父母与子女住房消费等级的联合密度分布。 父母住房消费的百分位等级（x轴）从0到100，子女住房消费的百分位等级（y轴）从0到100，z轴表示联合密度值，图中脊线在低端向西北弯曲，表明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可能超越父母的住房等级，而高收入家庭则表现出更强的代际固化趋势。

图 2. 子区域层面公共住房比例与代际等级相关系数的相关性。 横轴为新加坡156个子区域中公共住房的比例，纵轴为代际等级–等级相关系数，显示二者呈负相关：公共住房占比越高，代际固化程度越低，流动性越高。

表 1. 住房消费代际等级相关性分析。 全样本回归显示父母住房等级每提高10个百分点，子女等级平均上升1.8个百分点；分段回归表明底层50%家庭子女向上流动性强（斜率0.06），顶层20%家庭则高度持续（斜率0.96）。

表 2. BTO计划启动对子女向上流动性的双重差分估计。 控制多种固定效应后，公共住房家庭子女超越父母住房等级的概率高出9.5%，绝对排名提升12.2位，结果在多种设定下稳健。

表 3. 公共住房对教育及其他非住房消费的影响。 BTO政策实施后，公共住房家庭的教育支出显著增加31.4%（广义定义），而其他非教育类消费未受影响，说明资源重新配置主要投向人力资本投资。

扩展数据图 1. 子女住房等级与父母住房等级的关系。 横轴为父母住房消费的百分位等级（0–100），纵轴为对应父母等级下子女住房等级的平均值，呈现非线性关系，在低等级区间子女表现向上流动，在高等级区间则高度持续。

扩展数据图 2. 按父母购房年份划分的子女住房等级超越父母的概率。 实线（蓝色）表示在公共住房社区成长的子女超越父母住房等级的概率，虚线（红色）表示在私人住房社区成长的子女，两者在2004年前趋势平行，之后出现明显分化，支持双重差分模型设定。

扩展数据图 3. 通过随机化BTO时间得到的1000次DiD系数分布。 核密度分布图显示，在随机设定政策时间点的情况下，估计的处理效应集中在零附近，说明真实效应并非偶然。

扩展数据图 4. 1000次DiD系数P值的分布。 虚线水平线代表5%显著性水平，绝大多数随机化结果的P值大于0.05，进一步验证真实政策效应的稳健性。

扩展数据图 5. 公共住房对教育支出影响的事件研究。 样本为25–55岁已婚房主，教育支出按狭义定义，数据以均值±标准误表示，95%置信区间，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前后无显著预趋势，政策后效应上升，支持因果推断。

扩展数据表 1. 稳健性检验：BTO启动对子女向上流动性的双重差分估计。 在不同模型设定和控制变量下，核心估计仍保持显著正向，支持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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