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教授：写了几十年文章，C刊论文只有55篇上下，比较每年发30来篇C刊的大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生命的本意是真诚而又热烈的生活——

“《博士论文札记》座谈会”答谢词 李良玉

承蒙周建超教授和诸位贤达的谬爱，今天专门讨论《博士论文札记》。因为有点急事需要处理，无法分身，作为这套资料的作者之一，我却没有与会。这是一件万分地对不起朋友的事情，内心的歉疚无以言表。借此机会，谨向各位表达诚挚的感谢！

我从1977年初留在南京大学工作以来，迄今48年了。按照当下这个时代的通行标准来衡量，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大学老师，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教授：上了几十年课，但是，拿不出一份像样的教学奖；写了几十年文章，C刊论文只有55篇上下，比较那些每年发30来篇C刊的“江”中大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不记得参加过多少次社科项目书面评审和会上终评，但是，没有帮自己的学生弄到一个省或国家的项目；当过江浙沪三地多年的社科奖评委，评审组长当过很多次，还多次当过国内其他各种奖项，包括博士论文百优奖的通讯评审专家，但是，却没有能耐为自己的学生争取到一个奖。学生拿到的项目和奖项有许许多多，其中没有我的一点作用。想到这些，我总是感觉深深地对不起学生。

我是一个厚脸皮的老师，无论自己在这个时代多么落伍，从来不曾有过倒霉和气愤的心理。2018年，我在微信朋友圈写了如下一段话：

“社会缤纷，闲者已无兴趣。风雨阴睛，耕者择时而行。江湖滔滔，泳者已成看客。富甲天下，不如手持一卷。”

这是我总结几十年革命经历所得出的经验。它证明，豁达的人生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我坚信，我的所有学生和我有同样的理念。他们从来尊我为“老师”，这就够了。

我今年75岁了，十分庆幸和珍惜与时代有过对话的机会。

在我入职南京大学的第二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之后有过大约30年改革和发展的时光，而最近10多年则被人们称为“新时代”。我和时代保持同步。在改革的氛围里，我始终一贯地申明民主、自由、科学、道德、法治、人权，是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化转型的唯一正确道路；在新时代，我不遗余力地坚持改革的立场，痛斥时不时泛起的“文革”残渣和社会丑恶现象。这些在我的文章、发言、通信、微信中比比皆是。

面对社会变迁，物换星移，我问心无愧。同样地，应该也够了。我的教书生活告诉我，来自年轻人的肯定和赞扬是快乐的源泉。

1984年，我刚走上讲台不久，给一个本科班上课。同学向教务处反映说，这个老师的讲课，是助教的职称，教授的水平。后来他们班有同学留校当老师了，他是一个见证者。

1993年，我给一个大专班的同学上课。有同学给我写信说：“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无论时空的距离多么遥远，我都不会忘记您!”这位同学毕业之后仍然和我有过书信来往。我不知道NN年之后有没有读者能够读到这些信，如果读到，相信会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的文集里，公布过一封不完整的回信。其中说：

“你的来信谈到真善美，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作为一名老师，他的责任永远是宣扬真善美，引导同学做正直、善良、卓越的人。但是老师却远不是真善美的化身，也不一定都是正直、善良、卓越的人。就我而言，课堂上自然会给同学留下一点好印象（也许也有坏印象），但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恐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所以，同学把对老师的好印象，仅仅建筑在课堂上，有一定的不科学性。”

我相信，这段话对老师的定义是对的。也许，用“好人”“坏人”的概念评价一个老师，难免缺乏辩证法，最好的方法是让时间去慢慢证明吧。

1999年，有学生课后来信说：

 “听您的课总感觉淋漓大方，解气消恨。南大没有像您这样的教授，就会变成‘党校’。也许您的风格会对我有深远的影响。”

他是政治系的学生，是一位硕士研究生。

2000年，有进修教师来信说：

“我十分敬仰您的学识，您的授课激发了我的学术热情。我心中识别到了学术一定要创新。您的确拓宽了我的思路，构筑起一种全新的治学风格。”

他来自南方，是某省一位大学老师。

2003年，有学生听完我的课来信说：

“上学期听了您的课，收获很大。您的道德风范和渊博知识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学者大师，也使我在学习和思考中开阔了视野，增加了学识。”

他来自中文系，是一位博士研究生。

2004年，我发表了一篇赞扬匡亚明校长的散文，有读者来信写了一首诗“太多”：

作者简介：李良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当代史和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