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应肩负科研诚信建设之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工作和文化软实力持续增强，学术成果产出数量剧增。与此同时，科研失信事件也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学术形象。《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学术期刊应充分发挥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的作用，切实提高审稿质量，加强对学术论文的审核把关”。《学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也以制度的方式对编辑、审稿专家和论文作者涉及的学术不端类型进行了详细的界定，为学术期刊履行科研诚信建设责任提供依据。

切实履行“把关人”之责

　　第一，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三审三校”制度约束学术不端的关键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层层把关，从不同角度对学术不端进行全面审查；二是规避了同一人连续参与多个审校环节所带来的“倦怠”和“放水”行为，强化了学术不端风险防控措施；三是要求由具有专业技术资格的专职人员执行“三审三校”流程，有利于将包括学术不端防范在内的质量控制责任落实到关键岗位和个人，突出了责任意识。然而实践中，片面追求学术水平或者经济效益甚至个人利益，罔顾审校流程、编辑队伍整体素质限制、主管主办单位监管不力等导致的制度执行偏差和伴随数字出版技术而生的“编校合一”“编校业务外包”等现实，使得一些期刊出版单位对“三审三校”制度的执行大打折扣，常常导致一些隐形的学术不端行为逃过编辑的“法眼”。当前，科技管理部门、科研单位和教学单位都针对学术不端制定了相应的惩处办法，期刊界也有回撤稿件、通知作者单位、惩处期刊编辑等具体的实践惩罚措施与案例，但还缺乏专门的惩处制度。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学术期刊出版单位要严肃“三审三校”制度的执行标准和流程，并制定明确的学术不端惩处措施；主管主办部门要切实担负起监管责任，不能让“三审三校”专项检查流于形式。

　　第二，全面推行同行审稿制度。同行审稿作为期刊论文的可信度背书，具有阻滞有害信息传播的功能，可以将学术不端论文摒弃在期刊之外。理论上，学术同行的专业优势和“第三方身份”决定同行审稿专家在评阅论文时能敏锐地辨识那些伪造、篡改的论文材料和那些能通过检测工具但存在观点、数据、方法等实质剽窃的论文。但实践中，同行审稿专家匹配困难、业界和学界自律意识欠缺、学术诚信执行尺度不一等原因常常导致某些学术不端逃离同行审稿的监督。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同行审稿没有上升到制度约束层面导致的。缺乏制度的强制性，一方面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在执行同行审稿流程的时候比较随意，一篇论文是否执行同行审稿全凭个人意愿；另一方面编辑和同行审稿专家的学术道德风险无法规避。2021年6月，《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就从内容把关的角度要求期刊完善同行评议机制，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全面推行同行审稿制度有利于防范学术不端。

　　不管是“三审三校制”还是同行审稿制度，都是通过制度设计和运用过滤手段，规避非学术因素对论文取舍的影响，但制度的执行绕不开人的主观性和利益相关性。因此，学术期刊科研诚信之根本在于教育入微。

勇担学术诚信教育之责

　　第一，加强诚信舆论宣传，进行学术道德教育。学术性、知识性、思想性、规范性特质是学术期刊具有教育功能的基本条件，而诚信舆论则对学术期刊教育功能的落实具有推动作用。我国高校科研诚信教育还相对缺失，甚至有部分青年学者直到毕业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研诚信教育。很多研究生作者表示，在第一次编修论文之前没有接触过学术规范，对学术道德完全没有概念。在这样的科研大环境下，学术期刊作为学术规范的践行者，在作者中宣传学术道德，进行学术诚信教育更像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即便如此，学术期刊也是全社会学术诚信环境好转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学术期刊不仅自身要自觉遵守学术道德规范，还要发挥天然的舆论传播者身份优势，利用纸版期刊留白、期刊官网、微信公众号、作者群等媒体工具宣传推广学术道德规范。

　　第二，发挥专业优势，进行学术规范教育。编校工作本质上就是审查学术论文的学术规范并进行纠正，学术期刊在学术规范教育方面具有天然的专业优势。一是在论文编校阶段进行学术规范教育。学术论文的编修和校对过程，是指在保持论据、论点、论证方法和论文结构完整的前提下，完善学术论文的呈现方式，使之符合学术规范。在这个过程中，编辑给作者提供编校规范资料，提出编修要求，指导编修。作者在修改过程中把规范条款和实践操作进行融会贯通。二是针对特定的作者群体集中进行学术规范指导。譬如，针对高校学报研究生作者较多的情况，高校学报编辑可以和研究生教学单位联合开设学术规范课程或者在线讲座，还可以录制或者指导选择一些学术规范录播课程供研究生作者学习。

　　第三，助力科研诚信大数据建设，强化警示教育。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一方面使得人们获取信息越来越方便，但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剽窃、删改论文更加容易；另一方面，从技术手段而言，大数据建设也为防范学术不端提供了技术和数据支持。早在2010年，美国为监测学术不端撤销论文数据建立了“Retraction Watch”网站，而我国还停留在“谁查处，谁通报”的信息公开阶段。要想达到政策的警示教育效果和威慑作用，依靠零散的数据和单个部门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学术研究主体和期刊数据库要联手建设科研诚信数据库，并执行国家有关部门的数据标准，方便数据在全社会范围内共建、共享。科研诚信数据库不仅有利于学术不端的查处与曝光，也能对科研失信行为起到警示和威慑作用，还可以筛查科研诚信高风险的个人和单位，起到预防作用。

　　学术期刊的教育功能与生俱来，如果能够重拾旧器，大力弘扬诚信精神，对当下的科研诚信大环境不无助益，同时也能够在科研诚信建设中发挥学术期刊应有的作用。

（本文系常州大学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重点项目“科技期刊助力高校学术诚信体系建设”（21DJSZ0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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