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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硬核”博士:我与新冠病毒打交道的日夜
2020-02-0347


刘为勇在实验室。刘为勇供图



检验科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团队部分成员。刘为勇供图


晚上9点,是记者和刘为勇约定的采访时间。


然而,直到深夜12点以后,他还没有回复微信。


刘为勇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检验科,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工作。


直到第二天下午,记者才等到他。


现在标本量特别大 连续工作21小时


《中国科学报》:你昨天工作了多长时间?


刘为勇:接近21个小时。现在标本量特别大,没办法。昨天一天检测了大概100多例样本。


《中国科学报》:一下子激增的吗?


刘为勇:按安全角度,病原体检测必须在P3实验室做,而医院一般只有P2实验室。但疫控中心难以满足这么大量的检测需求,所以中国疾控中心(CDC)在1月26日就把检测权限下放到我们这种大型医院。武汉大概有九家医院获得了检测资质。样本阳性的上报CDC,他们复核。


这样做相当于为患者就诊开辟一个快速通道。因为医院很快就能出结果给医生。


从1月26日起我们开始用商用试剂盒。阳性样本的数量快速上升。


《中国科学报》:检验科的人手够吗?


刘为勇:现在感觉是不够的。技师要有一定资质和从业经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


我们还是以前那些人,大概十几个。除了检测以外,现在还要手动整理、上报大量患者信息,这个工作也非常花时间。


标本在我这里就很安静了,它又不会打喷嚏


《中国科学报》:这个工作会经常接触到病原体,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这一次疫情让您心慌了吗?


刘为勇:我毕业于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直都在做病原体研究。样本是在生物安全柜里面,而且在P2实验室里打开和处理的,只要小心处理,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的。


这一次我感觉也还好。因为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自己都怕了,退缩了,怎么帮病人诊断、帮病人看病?


其次我们都有一定的科学素养,会理性对待和处理风险。


这个病毒虽然传染性很强,但它主要是通过气溶胶传播,例如病人打喷嚏、采样环节暴露等容易被感染。


但我的工作主要是针对标本,标本在我这里就很安静了,它又不会打喷嚏。


真正危险的是在一线治疗和救护的护士、医生。请大家善待他们。


《中国科学报》:您现在的安全防护是什么样的?防护品够用吗?您觉得安心吗?


刘为勇:我在P2实验室,我们每个人是按P3等级进行个人防护。P3等级个人防护服穿上就不能上厕所,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一天要换至少三套。


防护品检验科里暂时还够用。


我对安全比较放心。不过毕竟按规定应该是P3实验室做检测,现在我们是在P2 实验室做。有感染风险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因为现在CDC检测容量有限,我们义不容辞。而且,通过前期的检测发现,在加强通风、紫外消毒、勤洗手以及加强个人防护等前提下,做这个病毒检测还是比较安全的。


我们会继续做,绝不退缩。


熬3个通宵测出全基因组序列 我们的工作是一流的


《中国科学报》:您是哪一天接到第1个疑似样本的?


刘为勇:我这边有记录。我们一直在监测,也向国家CDC反映过。我们第一例大概是在1月2号开始做的。我们在1月7日就获得了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中国科学报》:自己完成了测序?


刘为勇:我们是一个团队,包括来自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南医院的团队、中山大学团队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科研人员。


因为疫情发生,我们大概4天就测出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相关成果已经写成文章,投给了国际期刊EMI(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


《中国科学报》:论文内容您能大概介绍一下吗?


刘为勇:论文讲的是我们针对两个病例,采了标本之后,第一时间做了检测。那时候是1月2日左右。当时高度怀疑是SARS,用某公司试剂盒测过后显示阳性。


于是我们根据SARS病毒设计了6个引物,并在我们医院检验科里,利用病毒样本核酸模板做了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特定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6对引物里面有一对可以工作。经过测序,我们发现这个病毒跟SARS差异很大,当时就怀疑是一个新的病毒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展了二代测序,目的是为了拿到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这项工作主要是由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共同合作完成。


1月7日,我们获得了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我们的论文主要讲了病毒的分类,构建了进化树。我们发现这个病毒和已知6种冠状病毒不一样,是新病毒,而且它跟SARS病毒进化关系比较近。


《中国科学报》:得到这个结论时是什么心情,有不好的预感吗?


刘为勇:是有不好的预感,毕竟跟蝙蝠来源的SARS病毒亲缘关系较近。考虑到SARS曾经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第一时间就把结果向中国CDC进行了书面汇报。


《中国科学报》:你们的团队是怎么合作的?


刘为勇:我平时临床检测任务较多,做研究是在五点下班之后,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武汉大学那边,在我原来的合作导师那边做课题。

疫情发生后,我们又和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其他老师一起攻关。


我们基本上熬了三个通宵,在第一时间把基因组序列搞出来,因为平时就是这种工作状态,也没有觉得特别辛苦。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能这么快做出来基因组序列?


刘为勇:主要原因是我们国家的科技实力提高了;其次是我们团队前期打下的工作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就是我们团结一致,不计个人得失,不考虑个人休息,放下一切个人想法,完全为了一个目标全力以赴,每个人都发挥极限、发挥个人实力。


我们这几个人是普通工作者,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在国内国际都属于一流的成绩。


另外,我们院领导、科主任,武大的领导,都很支持我们工作。


没有商业试剂盒之前,7天之内自己研发出试剂盒


《中国科学报》:你们现在用的哪个厂家的试剂盒?


刘为勇:我现在用两家企业赠送的商用试剂盒同时做对比检测,由于法律法规要求,我自己提前研发的检测方法暂不能用于此次疫情的检测。不过这两个商用试剂盒的检出率有差别。


《中国科学报》:你自己研发了新病毒的测试方法?


刘为勇:拿到全基因组序列以后,我就开始着手研发试剂盒。科室领导在研发方面给了我更多时间。


这个检测方法用的是分子诊断技术。我们把荧光定量PCR和普通PCR加测序这两个方法结合起来,用于筛查病毒。这也是金标准之一。而这几项技术和设备我们实验室都有,所以可以实现。


具体过程是,先用荧光定量PCR进行广谱性初筛,再对其中的阳性标本做普通PCR加测序。


这里面用到的探针引物全部是我自己设计的,这个方法学我已经建立得很成熟了。


大概是6天左右,也就是1月13日,我就把这个检测方法建立起来了。后来,19日我提交了专利申请。


《中国科学报》:您开始做这个试剂盒的时候,有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出来?


刘为勇:还是蛮有信心的,因为我已经累积了大概5年左右病毒病原体试剂盒研发经验。


我们曾经研发了很多临床用的检测试剂盒,覆盖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大概有30多种试剂盒。在投入临床使用前,我们也会认真进行各种性能评估。这些试剂盒在我们医院已提供临床诊断服务近万人次。


不过根据政策规定,这些试剂盒不能用来盈利和推广,仅限医院内部使用。


《中国科学报》:你的测试方法好用吗?


刘为勇:我大概设计了五六对引物和探针,其中有一对性能最好。因为样本比较珍贵,数量并不多,所以我们大概用了十几份阳性样本,包括大便、血、尿样本来验证。


结果准确率达到100%。灵敏度很高,特异性非常高,不会被别的病毒干扰。


大概从1月13日以后,我们开始用我的方法,对收到的样本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筛查。


做这个筛查主要是为了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医院心里有个底。这个工作是我们医院自己做的,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实际上患者没有要求,CDC也没有要求。


早期筛查非常有利于疾病的防控,我们也将早期筛查结果报告给了CDC。


一个医生一天看1000多个就诊者 这是“医疗挤兑”


《中国科学报》:外界觉得现在诊断的速度有点慢。你怎么看?


刘为勇:这有点像谣言传播出去后的恐慌阶段。打个比方,谣言说银行要破产了,那么所有客户全部涌去银行取钱。


现在有谣言说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病很严重,得了就会死。这造成所有人,不管大病小病,感冒、发烧都会往大医院挤。但不论哪个城市的医疗资源都是有限的。


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医疗挤兑”。


门诊的高峰期,一个医生一天要看1000多个就诊者,基本上就是不眨眼地看病,其实看一天也看不完。


我听说门诊采血的护士一天至少工作12小时,累到趴在桌子上面就睡着了,那个桌子是很脏的,说明她确实累得受不了。


而且患者大量聚集在医院还会造成更多的人际传播。


地铁、公交也是疾病传播的重要场所。后来武汉市政府停止了公交和地铁系统运行,这是很明智的。


现在已经把大量就诊者疏散出去了。因为武汉市实行了分级诊疗。这样是合理的。患者也不会那么恐慌。


回到家孩子要抱抱,有时忍不住还是会抱一下


《中国科学报》:你这几天回过家吗?


刘为勇:自己每天回家都非常晚,一个是怕传染给家人;二是本身工作也非常繁忙,临床工作之余,我还想去研究下这个病毒相关规律和临床现象。


因为工作比较特殊,我们都会自我检查,目前为止从事这个病毒检测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因为这个工作而感染。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1岁半。我平时陪伴他们的时间很少,主要是我岳父岳母和我爱人在照顾他们,他们辛苦了。


有时候小孩子过来要我抱一下,还是忍不住抱抱,心里清楚还是应该隔离一下,但忍不住。


《中国科学报》:家人对你做这个工作担心吗?


刘为勇:肯定担心,我母亲要求我有空就给她打电话报个平安。


《中国科学报》:你的同事们情况怎么样?


刘为勇:都在加班加点,过年几乎都没怎么休息,很多同事都是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大家没有任何怨言,也为自己能参与到一线工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有一个群,每天也会在群里沟通交流。


其实,中青年和儿童感染这个病毒大都不会太严重,大部分会自愈,少部分进行对症治疗后也会痊愈。65岁以上老年人感染这种病之后,进展到重症肺炎的风险比较大。我觉得这些情况应该让公众详细了解,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我也想请大家给予政府、疾病防控部门和医疗机构足够的信任和耐心,也请配合他们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作者:李晨

版权申明:本文来源中国科学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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