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上午好！向您咨询几个问题，一是我们的猪肉为什么分层？……”黑猪养殖户，用微信发给被外界亲切地称为“养猪院士”的印遇龙的一条信息。李文军经常用这样的方式请教印遇龙，印遇龙每次都会仔细回复。
印遇龙是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自2014年开始使用微信以来，他的通讯录里添加了数千人，大部分都是畜牧养殖从业者。许多普通农民都像李文军一样，管印遇龙叫“哥”。印遇龙的手机从不关机，农民随时可以找他。一些文字无法描述清楚的问题，哪怕是夜里十一二点，他也会用视频电话进行“云指导”。实验基地、帮扶点、养殖场……印遇龙每年有100多天在全国各地出差，几乎没有节假日。他的行程安排从不以天计算，而是精确到每小时、每分钟。他要求自己的学生每年至少在猪场待100天、养2批猪，博士生则必须养4批。“如果有人完不成这些基本要求，就拿不到相关经费和待遇。”印遇龙说。种质优良的地方猪，是保障我国猪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因此，开展地方猪种资源保护与利用意义重大。在印遇龙团队支持下，长沙市长沙县计划到2025年，建设年出栏地方品种“大围子猪”及杂交猪30万头、综合产值超26.5亿元的全产业链。印遇龙团队还对宁乡花猪进行了全产业链研发，攻克了地方猪特色养殖的难关。今年，宁乡花猪可出栏45万头资讯。因为关心养殖户收益，印遇龙还热衷于“直播带货”，最近几年已参与了四五场。今年春节前，他到云南澜沧帮当地农户卖黑猪，一天时间就卖出30多万元。“接地气的院士！”“院士助农，必须捧场！”……印遇龙的“直播带货”引来网友们纷纷点赞。在我的日程表上，没有星期几的概念，只有精确到小时、分钟的每一天。因为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了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休息的生活。40多年来，我和团队研制的多项技术解决了畜禽养殖中滥用瘦肉精、抗生素和高铜高锌重金属的难题，打破了多年来外资企业对我国饲料高端市场的垄断格局，创造社会经济效益过亿元。但我始终认为我就是一名“养猪倌”，一辈子只学会怎么养一头猪。我对科学研究的态度也一以贯之：要真正解决实际问题。1978 年，我从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前身）。当时主管科研的副所长叫刘更令，他是研究农作物和土壤的，但他认为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畜牧业有着很大的发展前景和空间。他对我说，湖南有养猪的基础，今后人民生活改善，对畜禽产品需求量更大。他把期望放在了我身上：“你要去填补这片空白。”当时，在国内还没有“动物营养与饲料”这个专业。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来，一切都是刚起步的样子——科研刚起步，从事科研的人员也十分缺乏。我要面对的是一张充满未知、有无限挑战和可能的白纸，但我在心里暗自下定决心：无论是从事水稻育种还是生猪养殖，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是一致的，我绝不畏惧。当时院子里只有 3 栋员工宿舍，我作为第一批分到所里的工作者，在宿舍后面建起了一栋猪舍。我认为要研究猪，必须自己养一头猪。而这一养就是40多年。猪笼子自己做，猪崽子自己抓，从养猪、称猪到打点猪饲料，每个环节都自己做。当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我首先要做好一名“养猪倌”。刚开始做研究时，请不到给猪做手术的兽医，我就从老家请行医的亲戚来长沙操刀。当时的科研经费、仪器设备都相当紧缺，连汽车都少，我们单位只有一辆吉普车，为了节省科研经费，每次我都用板车去拖猪，没有板车就赶猪，或者自己背猪到所里。一个冬天的傍晚，下雨路滑，光线昏暗，一不小心脚下一溜——我和板车以及板车上的猪，一齐掉进了冰冷的水塘……我从水塘里爬起来，全身湿漉漉地回到家时，妻子心疼得直落泪。做了手术后的猪体质变弱，于是我拿出自家的牛奶、营养饭菜等喂给它吃。为了支持我，妻子到处找亲戚讨要粮票，买杂粮给我研究饲料。因为饲料种类来源越多，研究结果就越有说服力。做科研首先要能吃苦，一定要深入实际，动手实干，坚持在一线。20世纪80年代，为了研究猪饲料的转化率，我和课题组成员一起提出研究“猪饲料营养物质与代谢产物回肠末端消化率测定新技术”。研究需要用粪分析，同时测量回肠食糜。我同团队用三轮车、平板车搬运和人工配制试验饲料2.5万多公斤，收集猪粪1万多公斤、猪尿5000公斤，分析样品达4万多次。我几乎24小时都在和猪打交道。猪粪臭味难闻，食糜臭味更冲，肥皂也难以洗净。有一年夏天，因实验室造成办公大楼充满臭味，所里领导还准备找我谈话。为了不影响其他人的工作和生活，每次采集到的猪粪，我们就放在办公室里关着窗子烘干。一日三餐都叫别人送饭到实验室来。由于猪饲料里粗纤维过多，猪肠道里的食糜容易堵塞，一堵塞我们就取不了样本。有时候为了取样，我们就只能用嘴巴呼——疏通猪肠道，取出猪粪。这种腥臭、炎热和大家看来的脏，很多人难以忍受，但我没觉得什么，因为在我心里科研是唯一的目的，为了达到实验目标，所有的困难都能克服。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潜心科研，终于率先对中国 40 多种单一猪饲料原料和18种混合日粮中回肠末端表观消化率进行了系统测定，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生长猪有效氨基酸的需要量。这些研究成果被收入中国饲料库，在行业内广泛应用。在生活上，我总是向低标准看齐，秋冬一件冲锋衣，春夏一件夹克或T恤，一双运动鞋，舒服又方便，因为我经常一到乡下就要到猪栏去喂猪。对吃的，我也不讲究，我在实验室待得多，天天在食堂就餐。时逢节假日食堂不营业时，我就吃方便面，别人都问：“你这样每天为了工作活着，苦不苦啊？”我也没觉得，心里装着的都是和猪有关的事儿。在工作上，我对自己和团队都是高标准要求，常常为某个科研项目，不自觉地忘记了吃饭，或者一干就是通宵。几十年来，我没有周末，没有过年，几乎没有节假日，一切都献给了我所热爱的科学事业。可以自豪地说，对科研，我无怨无悔。我得到了很多，但也失去了很多——面对家人，我非常自责。2005年1月17日，我的爷爷因病去世，父亲也在悲痛中病倒。那一天，我在给猪做手术，如果中途停下，猪会死掉，实验也会失败，一时也没有人能替代我。等到实验结束后得知爷爷去世的消息，回想平生作为长孙的我最受爷爷的爱护，过往点滴历历在目，我心如刀割，却只能隔着阴阳，祈求爷爷的原谅。同样也是因为工作，我错过了送父亲的最后一程。当得知父亲病重时，我已定好了18日去北京参会。为了不让已在北京的同志久等和会议改期，我17日连夜赶回湖南桃源老家见父亲一面后，便说服病中的父亲和其他亲友，匆匆赶回长沙。等到在北京的会议结束，我的父亲已经离去。当时的我，忍不住失声痛哭，回到桃源后跪在他的灵前磕了三个响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团队需要我，科研需要我，在面临两难选择的时候，我只能把科研放在第一位，只能含泪祈求爷爷和父亲在九泉之下理解。对儿子，我和他之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存在隔阂。在儿子出生只有15天时，我出国留学，当时没有视频联系（或通信）方式，因此其间也没有见过。之后回到长沙工作，妻子和儿子在桃源，聚少离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儿子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叫我“爸爸”，每次见到我就哭，甚至要逃跑。其实，哪个父亲不爱孩子？我也很想多留一点儿时间给儿子，可一投入工作又都顾不上了。妻子有时也难免会发脾气，但她最后也只能选择理解我。直到我的儿子也组建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他才理解作为一名父亲的责任和情感。我是从小听着革命红色故事，在那个激情四射的年代长大的，遥想战火年代，那么多英烈都为革命牺牲了家庭，而我做这一点儿付出又算得了什么？舍小家为大家，我的心中只装着科研，它是我的一切，可以让我为之奉献的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中国学者来说，能够在SCI期刊上发表一篇科研文章，是很多学者的梦想，这意味着学术成果被认可。从1991年开始，我和团队陆续在畜禽领域的权威杂志《动物科学》（AnimalTechnology）上连续发了5篇文章，实现了研究成果的创新和突破，也终于在畜禽领域实现与国际接轨，甚至是领跑。2015年，我担任主编创办的动物营养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动物营养》（AnimalNutrition），影响因子达6.0，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和顶级期刊。与此同时，我主编中英文专著6部，获授权发明专利34件，带领的团队共发表SCI收录论文318篇，被引用9000多次，H指数高达52。自2011年以来，我一直是汤森路透全球高被引科学家，这项殊荣是专为全球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领域顶尖的研究学者而立，学术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这也是对我们中国学界的认可。动物营养学领域的研究，我们从跟跑到领跑，从一纸空白到如今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中国话语权，这是一代代中国学人刻苦钻研、辛勤奉献所得来的。欣慰的是，我的研究也取得了系统性的重要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10项。2016年6月，我主持的“动物营养与人体健康实验室”启动。这个集聚多名知名教授、年轻博士学者，并与国际顶级学者保持长期密切合作的平台，成为一个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与技术的国际知名实验室。在巨大的市场面前，为追求经济效益，瘦肉精的使用、抗生素的滥用等现象时常出现，吃点儿放心肉变得越来越难。我国畜禽养殖业接踵出现的养殖粪便污染环境现象也十分严峻。我想，只有通过科学、健康的养殖方式管好了猪屁股，养猪才有前途，既要从养殖源头着手减少畜禽养殖废弃物排放，又要结合末端处理资源化利用。这些年来，我的研究方向始终紧紧围绕国家生猪生态养殖、绿色发展等重大需求。我主持国家、省和科学院重点重大科研课题项目10多项，以第一完成人完成的“猪饲料养分回肠末端利用率及有效氨基酸需要量的研究”“畜禽氮磷代谢调控及其安全型饲料配制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仔猪肠道健康调控关键技术及其在饲料产业化中的应用”和“猪日粮功能性氨基酸代谢与生理功能调控机制研究”等项目，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我们着力开展建立现代生态养殖模式的研究，从全产业链着手，先后开发了“生猪微量元素和氮减排技术”“生猪绿色肉产品供给的营养干预技术”“生猪双低日粮调制技术”“抗生素替代技术和木本饲料”等卓有成效的应用技术，促进了现代生态养殖模式的建立，解决了国际猪营养学和饲料科学研究与应用中的许多重大技术难题。作为国家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科技创新联盟顾问，我协同农业部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的报告，2017年5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已正式发文。2017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视察我和团队位于湖南的成果应用单位后，高度赞扬了湖南省生猪生态养殖和生猪粪便资源化利用的科技创新成果。我们团队的成果应用单位推广饲养的生态猪获得好评，专供2017年9月金砖五国首脑会议。用科学研究解决实际生活生产中的问题，我和团队把技术成果用于饲料配方技术，打破了外资企业垄断我国饲料高端市场的格局，提高了我国饲料行业的竞争力。如今，我们研发的高效环保安全猪饲料生产技术已在全国 100多家大型企业应用。这些企业的产品辐射全国30多个省区市和全世界10多个国家与地区，并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我同团队开发的环江香猪、桃源黑猪、沙子岭、湘村黑猪生态养猪技术成为湖南和广西等省区的扶贫优质产业，有力推动了产业扶贫，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九三学社的宗旨“民主与科学”深深地吸引着我，作为一个由优秀知识分子组成的参政党，大量的科学家、专家学者都是这个党派的成员，我身边的专家李慎典、李达模等，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在他们的引荐下，1989年5月，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加入了九三学社。在党派和政协履职的平台上，我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同时将一个科研工作者发现的问题、发出的声音，通过这些平台，传播得更远，获得更大反响。可以说，我本人的成长与九三学社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在开展科研课题上，组织给予关心和重视；关于发展优质畜禽产品、推行高效畜牧业发展的建议，也是通过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员会的推荐，在党派和政协平台上作大会发言，并进一步形成提案，获得更高层面的重视，最终真正助力解决实际生产生活中的问题。身为一名九三学社社员，我十分珍惜这个平台及平台赋予我的一切荣誉和机会。“养猪倌”三个字对我而言，字字千钧。我的身后是一代代养猪人前赴后继的辛勤投入，而我也将继续在科研生产第一线攻坚克难，突破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为推动畜牧业实现规模化、一体化、绿色化、健康化、数字化的跨越式发展，为助力我国生猪养殖健康发展，为千万农民百姓的生活生产，以及千家万户的“舌尖上的安全”，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40多年来奋斗在农业科研第一线，我的体会是要把民生所系装在心里，要把科研作为一辈子的追求。我坚定地执着于养猪的创造与快乐，无论有多少身份和头衔，我始终知道，自己就是一名“养猪倌”，用一生做好一名“养猪倌”。
您当前浏览器版本过低，为了不影响您的使用，建议您使用最新的谷歌浏览器、火狐浏览器、 360浏览器，更换浏览器后使用更流畅！（注意！双核浏览器请切换为极速模式）
2024-05-10
45339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