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抢救人命到抢发论文：谁在扭曲科研人道？
20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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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过去20年间大幅提高了科研投入。为争取国家资助，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普遍要求教师在国际学术期刊，特别是科学引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
在这些期刊的发文数量被认为是衡量一所大学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也与高校排名密切相关。随着高校引进各种量化评价和考核机制，“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正在大学校园悄然形成。
这种文化对青年教师的影响尤其明显。对这些青年教师而言，发表论文的数量决定了他们的事业发展。在我国，高校教师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压力，以及这种压力对青年教师学术生活的种种影响，已经引起了各领域研究者的讨论。
发表还是出局：科研压力的社会矫变
为了提高在全球的竞争力，我国在近期的科技发展规划中把进一步提高科研产出作为重要目标之一。
为了提升排名，越来越多的研究型大学通过采用各种奖励和评价机制，鼓励教师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SCI、SSCI论文。本研究中的CU高校，于近年实施“Tenure-track”聘用合同制，要求新招聘的讲师在合同期内在指定期刊上成功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聘期结束考核通过后，才能转为终身教职。
另一方面，这些青年教师面临巨大的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压力：教师们普遍表示时间有限，难以得到高质量的实验数据，不能产出高影响力的论文；
为了提高论文接收率、增加论文发表数量，教师们倾向于避免小众的研究课题或者研究方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师还需要面对中外研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以及更高的外语写作要求。
在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压力下，受访者不愿意花时间去做与发表学术论文不太相关的活动，教学与各类培训在日常工作中逐渐被边缘化。青年教师为了完成合同期考核要求而牺牲长远目标，实际上窄化了个人职业发展道路。
这种评价方式违背了学术发表的根本目的，即分享学术观点以造福人类；也违背了科研的根本目的，即通过缜密的方法和挑战性的学术参与产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创的观点，从而推进人类理解和认知。
在“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下，教师工作的重心往往偏离教学活动，转向可“量化计算”的学术论文产出。研究者注意到，在管理学领域中只见论文数量的激增，却严重缺少创造性和革新性的研究发现。Adler和Harzing认为，仅依靠数量的学术评价系统使研究人员无法潜心钻研知识。
“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同质化研究，即研究人员倾向于报道与主流范式相一致的研究结果，以提高论文接受率。更糟的情况是，科研人员也许会为了发表论文而伪造数据。
在我国，一些研究人员也已开始反思高校以发表论文数量来评判学术成果的消极影响。李阳明用“被科研绑架的校园”来形容以科研为导向的高校评聘制度。赵美娣描述了我国高校科研评价体系如何将SCI论文捧上神坛。
林中祥以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为例，指出计算论文发表数量的评价体系会阻碍产出类似影响力的科学发现。邱天人在评论清华大学“非升即走”的体系时指出：
“当论文数量成为……大学考评教师的重要依据的时候，大学内部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愈演愈烈”。
发表SCI、SSCI等学术期刊论文，尤其是影响因子很高的学术期刊论文，往往给作者带来即时的认可和荣耀，可能会导致“伪造、抄袭、无灵魂的写作”。
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非升即走”的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行，青年教师的工作与生活状况也开始受到关注。报道显示：高校青年教师普遍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健康问题堪忧。
科研体系的现实压力与行为选择
为了获得教师编制，受访者们必须在三年内在指定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访谈中，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压力很大：
”时间紧呀，非常紧呀。你想吧，3年5篇，平均半年就要一篇呀……“
”我是怎么看这项政策的?就是觉得压力大……想想看，光论文送审就要花两三个月，而评审过程再需要两三个月，接着还有可能你的论文被拒稿了……“
就“非升即走”合同而言，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它反映了所在高校提高排名、冲击一流大学的努力和决心。在访谈中，受访者特别是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的教师，指出“发表还是出局”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学术文化现象：
数量对质量：受损的科研精神
为了获得终身教职，所有受访者都表示首先要努力完成合同规定的最低发表要求。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发表学术论文，受访者倾向于避免小众的研究课题和方法。在竞争激烈的科学界，创新十分重要；但是高压却阻止受访者开展更有挑战性的研究：
考虑到考核体系，我们只能关注那些热门的研究话题。如果你的研究话题太新，没有引起大众关注，你在发表论文的时候就会很难。如果你发表论文的数量不够，那几年后就会被淘汰。
被边缘化的非科研工作
要获得终身教职，受访者们的合同规定还要完成其他职责。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根据学科的不同，新讲师需完成从参与教学到每学年180个课时不等的课堂教学任务。理工科教师没有课堂教学要求，但是需要观摩课堂教学、完成助教工作。教学及相关工作被普遍认为占用了科研时间，教师从事教学相关工作的动力不足：
你要给学生改作业，写评语，组织教学，对学生的学习问题分类。做完这些之后，你还得出试卷、改卷子。这些工作全都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上课没有硬性规定，也没有质量的规定。但是你发表论文是有硬性规定的，那你在这样制度下必然的一个激励是，一个理性的人必然是，那我上课不好好上了，我随便讲点就行了，我把这个时间糊弄过去就行了。但是科研什么的我都得抓紧。
尽管部分教师仍有教学热情，但受访教师均认为新的评估体系并不鼓励教师从事教学工作。与写作和发表学术论文相比，教学工作难以量化，难以代表教师的学术水平，在受访教师的日常工作中逐渐被边缘化了：
我们这一代已经形成了这种发表论文，必须发表论文的惯性思维。发表论文比你的教学回报更大……教学你只要达标就可以了。
学校经常邀请一些专家来做讲座。为了给专家面子，要求我们都得参加，有时候讲座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根本听不懂。
工会也给我们派工作。就像每年学校举办运动会前，工会都过来告诉我们说年轻老师必须参加。
对生活的影响
为了达到发表论文的要求，受访者们表示一天工作10到15个小时，一周工作七天。先前研究已经报道了过度工作与亚健康的关系。在我们的采访中，教师们反复抱怨很累，“身体疲劳”是发表学术论文高压的一个负面影响：
每次周末我上完XX课后，回家吃晚饭，然后再回办公室工作，时间太有限了……我的同事们也这样。我们通常十二点才走……
读博已经很让人筋疲力尽了，等你拿到博士后，你已经非常非常累了，你需要时间来恢复，但是现在的政策让你没时间休息。说实话我现在和读博时一样累。
对已婚有恋人的教师来说，与伴侣相处的时间太少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晚饭后，如果有实验就得去实验室。我的妻子……能理解，她必须理解……实验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必须去。
[读博期间]我和妻子还能偶尔外出进行一些社交活动。但是现在我们没这个时间。因为一直有压力，你要不断努力，不然就会被淘汰。
我女朋友和我住一起。每天我回到家后，晚饭都做好了，我就不再去学校食堂吃了，我觉得很温馨。
